[Book Club – 1] 《上学记》
【读书会 – 第1期】《上学记》（领读文稿）
领读者：Yuyan Zhou（周宇妍）
作者简介
何兆武是1921年九月生人。到今年的九月，他就百岁高龄的老人了。作为当年西南联大活着的见证人，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从1939年到1943年这七年里，他在西南联大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转过四个系。本科读的是土木工程和历史，研究生读的是哲学和外语。 他曾说，在西南联大度过的七年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回念的好时光。
毕业后，他随母亲去了台湾。1947年，也就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前，他又返回了大陆。之后，他主要是从事教学工作，在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后来又进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中也受到冲击*。1986年后，他在清华文学文化研究所做教授，也曾多次以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的身份在美国讲学。
他是两岸公认的中国历史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包括《中国思想发展史》《近代西方思想史》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十几部，都是学术界备受推崇的著作。 他的译著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你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书目简介
《上学记》为“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他介绍说，文靖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原来没有想到写书，她找我想了解从前的事情，我们谈天，她有兴趣了，就成了书。这是一本何兆武先生关于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口述史。书中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他是建国前后许多巨大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在这本书里，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可以说是一本窥见一斑的历史小集，也是很多世界著名作家作品的简易导读。
（相关书目：南渡北归～岳南）
西南联大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天津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火车，汽车，步行，途径3千里，西迁云南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大。这一路的人拉肩扛，堪比万里长征，留下一路佳话。
时至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西南联大结束。一所只存在了8年，仅有3882名学生毕业，在这所史上最穷的破烂大学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孕育人杰，英豪辈出的摇篮。
西南联大搬迁到昆明之后，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校务常委会主席，其实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务，是由梅贻琦来掌管的。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输导学生。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上却是振奋的，许多人愿意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奴隶。当时的环境很动荡，日军几乎天天轰炸，学生们天天跑警报。他们住着草顶的宿舍，铁皮顶的教室，瓦顶的图书馆，所有这些建筑都是土坯砌的，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快乐活泼、虎虎有生。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 ”那虽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但当时很多人都能保持这种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
梅贻琦在一次开学典礼中讲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有：中文系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外文系教授：吴宓，朱光潜，历史系教授：陈寅恪que4，哲学心理系教授冯友兰、金岳霖，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冯景兰，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吴学蔺、褚士荃，航空工程学系教授庄前鼎、冯桂连、王德荣，国文学系教授沈从文、英语学系教授叶公超、柳无忌，史地学系教授钱穆。
教员教书也非常自由，没有一定之规。 西南联大有一些老师互相之间也是互不拘礼的。比如狂人刘文典。曾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全世界研究庄子的算半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刘文典“。他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
刘文典与沈从文是死磕，对搞新文学的沈从文从来看不起，沈从文升教授时，刘文典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学校里面，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也是屡见不鲜。有时尖锐，有候缓和一点，但是始终存在的。“抗日战争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以前我在中学，但是大学的情形也间接知道一些，各个大学也是左派右派闹得很厉害。抗战以后，1937年到1938年，左派右派之间的矛盾缓和一些，那时候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了。1938年以后到抗战的中期，战局比较稳定的时候，左派右派的矛盾又尖锐了，一个表现是解散新四军，从那以后，矛盾就更尖锐一些。”
【校歌词】《满江红》词：罗庸、冯友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词：冯友兰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自由，信念，兼容，进取）
所思所想，明心慧智： 我们能为孩子提供什么？
如何学习
* 认知系统的建立：利用资源优势 ，博览群书
1980年，何兆武作为中国社科院的文化交流互访专家，出访美国。他利用业余时间翻阅了大量资料文献，他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化开放的差别，在美国可以找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全部书籍，而在中国，外国文化的书还很缺乏；第二个差别是美国图书资料的开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入库翻阅图书和资料，而且可以借。而中国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少见的图书资料要行政领导鉴批后才能借的制度”。何兆武感慨道：“图书的开放，是文化开放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广泛阅读，才能了解、分析，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文化的开放必须与经济的开放和繁荣同步，否则会出现精神文化的匮乏与畸形”。
* 自由的学习环境
何兆武用“自由”两个字描述了当时的生活。他说，所谓自由就是自由地发挥了人的潜能。在西南联大，他转了四个系，他说转系是很常见的，但是读了四个系大概不多，这里面也表现出了一种自由，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可以去读，不是有严格的限制。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进入西南联大时，自己并没有想过主要兴趣在哪里… 没有具体的设想，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兴之所至。没有功利的思想，没有想到哪一年我要读硕士，哪一年我要拿到博士，然后哪一年怎么样，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他认为生活的内涵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应关注一种内在的价值。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下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影响着我，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而且启蒙得很深。
他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但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 求真求实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何兆武在自己的随笔集《苇草集》的扉页上的一段引言。 ～ 独立思考的精神，让何兆武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和活力！
他提出要建立一种文化健康发展的批评机制，对学术上的‘假冒伪劣’等危及文化健康发展的现象，给予打击和治理。实践证明，行政干预对学术不利，学术问题应由学术上去解决。学术上的带头人不应由领导用行政的办法去‘封’，应由学术界自己评定。学术如有成果自然脱颖而出，广大同仁、读者、社会都会认可，‘领导封’的结果只会增加名利导向。” （政教分离，学术独立～这是胡适的办学理念）
人生观世界观
* 史乃胜书 （文革乱史）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所以读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
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颇有戏剧性。上世纪50年代罗素大搞和平运动，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欣然同意。但临行时，90多岁高龄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能远行，便以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将此书翻译出版。工作人员将此书交给当时能担当此任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将翻译的任务交给何兆武。“文革”中何兆武先生挨批的罪状之一就是，他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翻译此书本是毛主席的指示，却被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何兆武觉得哭笑不得。“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何兆武被关到牛棚里，“那时候还好，因为牛棚里的人多，所以也不觉得寂寞。我们历史所里，我们年纪大点的在旧社会成长或工作过的是牛鬼蛇神，大概有三分之一，后来年轻人变成“516”反革命集团的又有三分之一，革命群众又有三分之一。老反革命和新反革命加起来占多数，革命群众占少数。”
* 坐标转换
当我们的思想行不通的时候，就得另外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我想历史上、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却仍在哪里生搬硬套，那是行不通的。
《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Maurois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有人问他对于文化中至于精华与糟粕的理解，他说如果你用好了就是精华，用不好就是糟粕。如鸦片，用在医药中就是很好的东西，可称为‘精华’；成了毒品，不就变成了‘糟粕’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关键在于怎么分，如何用。封闭只能带来狭窄、片面、孤芳自赏等不健康的发展，而‘融合’使文化开放，绽放出更健康、多彩、丰富的文化。只有融合、交流才能健康发展，才更具生产力。中国思想文化的窗子还可以再开大些。” （不由得让我想到现今一个时髦的词：diversity）
幸福感 ～ 通透人生
他说：“人生一世，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书中的最后这一句，让人深深感动。 人生其实是要慢慢地体会。嘴角的笑、鬓发的白、田野的风、窗外的雨，都可以成就心欢。一代有一代的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他的一生虽然经历了战乱、文革，但西南联大的人文情怀，让他拥有了一个自由与独立的灵魂，和对于未来会变好的深信不疑。
此生多寒凉
此生多勉强
却依旧要一路荆棘
一路春光
做个净明纯粹的自己
眼里长着太阳
笑里全是坦荡
我们下一次的book club是3/19, 8:30 – 10:00 PM: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by Jared Diamond。书是嘹望世界的窗口。读是感悟人生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下期再见。
